宋教仁是近代湖南的杰出人士，他的一生就像一颗流星，在生命中最辉煌、最灿烂的瞬间戛然而止，给历史和后人们留下了极大的遗憾与想象空间。宋教仁的生命很短暂，遇刺身亡的那一年，他只有32岁，但在这32岁的光阴里，他给历史留下浓厚一笔的同时，又给后人留下了一个难解的谜团——究竟是谁刺杀了宋教仁？目的何在？案件的背后，隐藏着怎样的历史真相，这一事件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？这一切的一切，都有待作进一步的揭示。作为开篇，我们不如先回到当年案发的现场。
1913年3月20日晚上十点左右，上海沪宁火车站外灯光黯淡，在黄兴、于右任等人的陪同下，宋教仁走出候车室，准备登上火车进京。就在众人快走到检票口时，斜刺里突然窜出一条黑影，接着“砰”、“砰”几声枪响，走在队伍前面的宋教仁表情痛苦，他扶着身边的铁栅栏，忍着痛叫道：“我中枪了！”
事发突然，众人一片惊呼，凶手却是身手敏捷，一转眼便消失在蒙蒙夜色之中。等到大家醒悟过来时，宋教仁已经歪倒在冰冷的地面，双手还紧紧捂着受伤的腰部，鲜血汩汩而出。很明显，凶手的行刺对象非常明确，那就是当晚的焦点人物宋教仁。
凶手为什么选择这一时刻行刺？要知道，宋教仁此次北上，正有一桩极大的事情要办——那就是进京组阁，并极有可能出任新一任内阁总理。说起这事，还要从上一年的国会选举说起。武昌起义爆发后，在经过反复的战争、谈判和各种各样的勾心斗角与幕后交易后，国内各方势力最终达成协议：清帝退位、孙中山退职、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。在这近半年的风云变幻中，清室完败、革命党虚胜，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系大获全胜。
但是，袁世凯虽然获得了最终的胜利，但“总统”的前面还有“临时”二字，换句话说，当时的一切只是过渡，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总统，其中最重要的一步，那就是国会选举。
为防止袁世凯擅权复辟，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时下了三道“紧箍咒”：迁都南京、袁世凯南京就职并保证遵守《临时约法》。为迫使袁世凯就范，孙中山派出蔡元培、宋教仁等人作为“迎袁专使”亲赴北京，但专使团来到京城的次日晚上，曹锟所部北洋第三镇突然爆发兵变，北京乃至北方局势陷入混乱，袁世凯南下就职与迁都之事不了了之。
好在革命党人还有第三道“紧箍咒”，那就是《临时约法》。按规定，正式的国会选举应在之后的10个月内举行，也就是说，应在1913年2月之前完成。只有在国会选举完成后，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，正式大总统产生之后，新生的民国才能获得世界各国特别是列强们的承认。对此，袁世凯是非常积极的，在1912年8月，临时参议院即通过了《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》、《参议院议员选举法》、《众议院议员选举法》三个法案，以便着手准备国会选举。
按民国初年的政治构架，国会产生后，除选举新的大总统外，新一任内阁将由国会选举中获胜的政党来组织，内阁总理也一般由获胜的政党党魁担任。由此，国内各派政治力量都在国会选举前卯足了劲，力图在选举中旗开得胜，大展宏图。
在宋教仁的多方斡旋下，同盟会最终接受这几个党派所提出的条件，同盟会、统一共和党等五党于1912年8月宣布合并成立新的国民党。说来有趣，五党合并大会上，还发生了这样一个小插曲：应国民公党的要求，新成立的国民党将“男女平权”一条取消，参加大会的知名女会员唐群英、沈佩贞等人听后十分气愤，正好主持合并工作的宋教仁就在这群巾帼英雄旁边，话不投机之下，某强悍的女会员竟然一把抓住宋教仁的头发，当场左右开弓奉送了几个大耳瓜子，令会场中的男革命党们为之大骇不已。
不管怎么说，合并后的国民党队伍空前强大，会上选出孙中山、黄兴、宋教仁等9人为理事，孙中山被推为理事长。另外，大会还选出29名参议，其中包括着名的革命党人胡汉民、柏文蔚、李烈钧、张继、于右任、马君武等人。会后，宋教仁不无得意的说，此后“民国政党唯我独大，共和党虽横，其能与我争乎？”
话虽如此，梁启超的回归给即将到来的国会选举增加了不小的变数。梁启超是戊戌变法中的大名人，清末即享有盛名，其在国内拥趸众多，后来一些党派如共和建设讨论会、国民协会、共和统一党等团体即在他的策划下合并成立民主党，一时间形成国民党、共和党、民主党三足鼎立之势。
辛亥革命后，原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和黄兴刻意淡出政坛，代理党务的宋教仁却异常积极，他在10月中旬后离京南下，前往各省布置国民党的选举事宜。在宋教仁的努力下，国民党在各地的选举动员会开得非常成功，特别是宋教仁的演说更是极具魅力，吸引了诸多的民众前来听讲。
事实上，前来聆听宋教仁演说的除国民党员、新闻记者和普通民众外，也混杂着北京派来的探子。每次宋教仁演说完毕，袁世凯总能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国民党的最新动向。有一次，宋教仁在演说中说：“我们此时虽然没有掌握军权和政权，但世界上的民主国家，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。所以，我们要停止一切运动来专注于选举。我们要在国会中获得半数以上的议席，进而在朝，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；退而在野，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，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；应该为的，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。”
宋教仁的这段话深刻揭示了民主政治中关于立法权至上、权力制衡的真谛，他试图领导国民党夺取国会选举胜利并组织完全政党内阁的想法，称得上是教科书式的经典范例。据说，袁世凯听到这段话后很不高兴，他对身边幕僚愤愤然地说：“宋教仁还想组建政党内阁吗？何以相逼如此之甚也！”
袁世凯是北洋系的开山鼻祖，北洋军即由其一手打造，但在慈禧太后死后，新上台的摄政王载沣将他一脚踢回老家养病，如果不是武昌起义的话，他极可能终老林下，毫无作为。但在辛亥之变中，袁世凯借机东山再起，将清廷与革命党玩弄于股掌之间，并最终攫取了革命成果，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。
袁世凯虽然是新派人物，但底子是旧官僚，对于革命党人在《临时约法》中所主张的内阁制，他既不理解也不赞同，他曾不止一次地对身边人说：“总统、总理、总长，三个都是‘总’，可到底谁说了算？”对于民初政治体制中的三权分立、权力制衡，袁世凯更是感到极不适应，他手下一位要员曾“精辟”地大发牢骚：“民主就是无主，共和就是不和！”
尽管有种种不满，但由于民国刚刚建立，袁世凯也不敢公然推翻《临时约法》，他也需要通过选举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。各方努力下，民国初年的选举运动开始如火如荼的在全国各地逐渐上演。
1911年年底，宋教仁回到桃源老家为母亲祝寿。由于选举日趋白热化，宋教仁顾不上与家人共度春节而于1913年2月1日离开家乡来到武汉，以指导国民党在各省的选举工作。在宋教仁的主持和积极奔走下，国民党在第一届国会选举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。
当年3月，选举结果揭晓：众议院议员596人中，国民党当选269人；参议院议员274人中，国民党当选123席。换句话说，在参、众两院870议席中，国民党占392席，约45％的比例，虽然没有获得超过半数的绝对优势，但他们所占的议席数已远远超过了其他政党，即使共和党、统一党和民主党三党联合，也不足以抗衡。
国会选举的胜利令全党上下一片欢腾，宋教仁也是十分的激动。在他看来，胜利的曙光已在眼前，组阁的梦想即将实现，他将登上历史的大舞台，从在野的党魁进而在朝掌握权柄，与袁世凯展开宪政轨道上的较量。但是，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，一个可怕的阴谋已经张开，巨大的危险正向他慢慢逼近。
再回到宋案现场。宋教仁中枪后，身体歪倒在旁边的铁椅之上，左手还紧紧地捂着受伤的腰部，等到黄兴、于右任等人赶到时，宋教仁已经痛得站不起身，而凶手却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察看了宋教仁的伤势后，黄兴等人一边组织人员报警追凶，一边派人就近寻找车辆。所幸的是，车站外停车场上就有一辆汽车，于右任等人慌忙将宋教仁扶上汽车，并令司机以最快的速度送往临近的沪宁铁路医院。
等到医院后，宋教仁早已是奄奄一息。经医生检查，子弹是从背后击入并斜穿到腰部，肾脏、大肠均被击中，由于伤势严重，院方认为必须开刀才有希望获救。为争取时间，宋教仁于凌晨12时30分送入手术室开刀，一番努力后，医生用钳子从小腹处取出子弹，但令众人意想不到的是——子弹上竟然有毒！
手术完成后，宋教仁脸如白纸，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，随后呻吟着对陪护在旁的于右任口授遗嘱：一是将他在南京、北京及东京寄存的书籍全部捐入南京图书馆；二是他家中一向贫寒，老母尚在，希望黄兴及各位友人在他死后代为照料；三是诸位同志要继续奋斗救国，勿以他为念而放弃责任。
说完这番话后，宋教仁痛苦至极，他一会双手抱肩，一会合成十字，似乎有说不尽的苦痛，旁边一班送死的友人，也都为之恻然落泪。在与黄兴等人商议后，院方决定对宋教仁进行第二次手术，把肠缝补清洗并取出食物及污血。这次手术后，宋教仁的伤情更加恶化，不尽的痛苦当中，他还呻吟着说：“我为了调合南北，费尽若心，可是造谣者和一般人民不知原委，每多误解，我真死不瞑目。”
令人无语的是，宋教仁临终之前还请黄兴代笔致电北京，向袁世凯报告被刺经过，电文大意是：我于本夜乘车赴京时，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让被奸人从背后开枪，子弹由腰上部射入腹下部，势必至死。想我自受教以来，即束身自爱，从未结怨于私人。如今国本未固，民福不增，遽然撒手，死有余恨。希望大总统能开诚心布公道，竭力保障民权，让国家有确定不拔之宪法，则我虽死之日，犹生之年。
